中国数千年的古老传统令卫匡国感到震惊，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了中国的文化史：

“在整个亚洲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象在中国那样，形成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且声名远扬。这不仅体现在文字的使用和知识水平方面，政治和治理国家的手段同样达到很高程度。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用文字记载了他们的历史。我们所收集到的远东地区的历史记载和编年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约3000年。那时侯中国人就已经有了文字、伦理思想和数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和关于治理国家的法规文件中得到多方证实．并且至今仍是学校里的教学内容。”

现代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卫匡国根据历史记载所确定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时间动摇了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并且在神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争论。如果按照圣经旧约所说，世界始于公元前4004年，公元前2348年出现了大洪水（整个世界几乎完全覆灭），那么中国的历史怎么能追溯到公元前大约3000年?

通过传教士，西方的医学第一次受到了来自中国的触动：

“就实践而言，中国人在治疗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的医生相对来说比较注重讨论和判断。而中国人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则更有建树。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将能治病的药草、矿石和树木汇集成书，近似医药百科词典。”

虽然我们在卫匡国的书中没有找到关于针灸的章节，但是来自康斯坦茨的邓玉函神父于1622年写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这种典型的中医疗法。卫匡国惊异于中国医生可以通过诊脉来判知疾病：

“他们对于脉搏跳动的认识很深。有时甚至能够通过诊脉发现深藏的脓肿…”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借助传教士吸纳了很多欧洲的医学知识。1643年邓玉函出版了中文医书《泰西人身说概》。之后，Dominique Parrenin（中国名字巴多明，1665—1741）神父奉康熙皇帝的御旨用满文出版了另一部关于解剖学的书。

由于法国神父们治好了皇上的疟疾，他们的医术在宫廷里深受重视。他们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于1638年在秘鲁发现的奎宁，这种被传教士带到世界各地的药物挽救了上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奎宁这个字的写法与“中国”的英文名字相似纯属偶然，传教士又称它为“金鸡纳树皮”或“耶稣会士粉”)。

三、关于中式婚姻

卫匡国对于中国式婚礼的报道肯定能引起欧洲读者的兴趣：

“婚礼的形式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中国新郎要送给新娘很多彩礼，即使是较穷的家庭也要在某种程度上“买”新娘。如果新娘父母家境富裕。他们会在收到彩礼后。送还给男方等值或更多的嫁妆。”

“新婚夫妇在此之前既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他们也没有正式的结婚证明。双方父母通过媒人为这对未婚夫妇订立婚约。人们用轿子将新娘抬到她从未到过的新郎家。晴朗的中午一队送亲的人举着火把走在前面，到达新郎家看。仆人将轿子的钥匙交给新郎。只有新郎可以打开轿子将新娘接下来。”

最后，卫匡国以对中国妇女处境的批评结束了报道：

“如果妻子死了，丈夫可以再娶。按照风俗，男人可以纳妾，但这对妇女的命运是极为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