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者们不仅学习了机械和医学，还涉足了天文学领域。

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古代中国几乎完全被占星术所控制，从皇帝的出征到各种日常生活事物，所有的事都是按照星相来决定的。但是每年的皇历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不能预告月食和日食。如果日食或月食突然出现，就会出现恐慌，因为天地之间的秩序好象被打乱了。

传教士们没有依照使命去努力改变中国人对日月食的迷信，而是竭尽全力用当时全欧洲的科学知识来改革中国人的历书，以便人们可以预告日月食等天文现象。因此邓玉函一再恳求伽利略和他的朋友们：

“如我以前信中已提到的，我非常希望从伽利略那里得到他通过新观察得出的日食或月食的计算方法：我们急需它来重修历书，因为假使有一件重要的事业司以使我们不被赶出这个国家的话．那就只可能是修历。”

但是伽利略没有回答。也许他也很烦恼，因为天主教会批判他的关于地球运转的学说。但是当时欧洲第二伟大的天文学家Johannes Kepler（约翰内斯开普勒，1576—1630）做了答复。这个新教教徒热心地把自己最新的天文学作品寄给了天主教传教士。但是邓玉函神父已经不能向开普勒表示感谢：当这部书于1646年到达澳门时，邓玉函神父已经去世16年了。

人们预测到1629年6月21日将会又一次出现日食。“文化部副部长”徐光启是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中国高官之一，他举办了一场数学竞赛活动：来自三方面的人都要按照各自的历法(传统中国的，穆罕默德的回历和欧洲人的洋历)预测出下一次日食的时间，只有邓玉函的计算结果是完全正确的。

1629年9月27日皇帝下诏书按照欧洲方法进行历法改革。 徐光启聘请邓玉函和Nicolo Longobardo(中文名字龙华民)等传教士进入新建立的历局并委托他们实施具体的历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