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邓玉函在钦天监(天文局)的继任者科隆人 Adam Schall von Bell（中文名字汤若望）写下了《远镜说》，一部关于望远镜的书。

在展出的复印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伽利略式的望远镜，月面山，带有黑子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轨迹和一个按照丹麦天文学家 Tycho Brathe（第谷·布拉赫，1546—1601）的理论绘制的行星系简图。第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运转，行星们围绕太阳转。教会容忍了这个学说，因为它仍将地球定为万物之中心，于是这种理论也被耶稣会士带到了中国。

但是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护哥白尼（1473—1543）的地球自转学说。他们当然不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哥白尼或伽利略（1564—1642）的学说，不仅是邓玉函，还有很多人对教会在1616年对伽氏学说所做的判定都深感失望。也许伽利略本该遵从他的崇拜者邓玉函所提出的更具策略性的建议。邓在1616年4月写给罗马的好友Faber（法贝尔）的信中说到：

“…我很惊奇，伽利略先生如此顽固地坚持‘地动说’，好象只是强调这是对天文学方面的计算有很大帮助的一种假设还不够似的，我们应该暂时别管它的真实性成份。”

不仅在罗马有很多过去的神圣教条的维护者。将汤若望视为祖父一样尊敬的顺治皇帝于1662年去世之后，仇视外国人的总理大臣鳌拜上台了。两个很有权势的，所谓学者式的官员趁机攻击耶稣会士传播危险的宗教和错误的天文学。汤若望被投入监狱，侥幸逃脱死刑。那两个忠于传统的“天文学家”把中国的历法搞得一塌糊涂。

1668年年轻的康熙皇帝继位，罢免了鳌拜的职务并质问那两个“天文专家”，他们的回答是：尊敬的通古晓今的皇帝陛下怎能反对传统而去相信天主教的年历呢？

但是皇帝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他给传教士们平反并委托 Ferdinand Verbiest（中文名字南怀仁，1623-1688）完成修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