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往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关系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城乡之间如何界线分明。移民的控制，户口制度的实施，以及粮食配给制度，使人口流动受到了限制，城市居民从中获得了实在的利益，而农民却一无所得。本论文希望通过关注研究那些在天津市政府管理下、既非纯粹的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的空间领域，从而使城乡关系的研究更加丰富。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这些中间区域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紧张而又持久不变的关系的地带。位于天津西南郊区的工农联盟农场（从1957年至今）为城市提供蔬菜和牛奶。农场工人从事的虽然是农业劳动，却按月领取工资，并持有非农业户口，与附近农村的居民完全不同。村民渴望争取到农场工作的机会，而城市出生的知识青年以及因政治原因被下放到农场的人却把农场工作看作是令人沮丧的贬黜。第二个“中间”地带是位于多山的河北省涉县的天津铁厂（从1969年至今）。这座于60年代后期担忧要打仗的时期，由中央建设、天津政府管理的“三线”工厂，紧挨着与世隔绝的更乐村，工厂招用了数万领取薪水的城市青年以及数千复员军人。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分析这些空间领域，探讨城市和农村认同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空间领域如何发挥中间媒介作用以及如何互相转换。尽管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差别，许多城市人自认为比乡下人优越，但是受到国有农场及铁厂影响的农村人却时常会因为与和城市有关的项目紧密相关而获益。从国营农场持久的友谊和婚姻，到70年代末期铁厂工人的大规模抗议，要求在城市找妻子，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展现了社会主义时期城乡关系的新图景。